《青藏高原考古》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全套10册，小8开，彩印，获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

    一套带有油墨书香的图书摆在我的面前，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辑，天地出版社出版的《青藏高原考古》终于面世了。

    翻阅这套大型图书，发现其不仅内容丰富，涉及文物考古、科技考古以及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文化遗产保护等诸多领域，而且既有专业深度，又有文化广度；加之图文并茂，犹如一部当今了解青藏高原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这让我欣喜之余，不由得浮想联翩——

    这个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孕育出长江、黄河两大中华文明母亲河的地方，人们用与南极、北极相提并论的“第三极”来指称。这样一块具有特殊地理位置的高原，它对中国、中华文化意味着什么？

    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曾说，如果我们站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纵目遥望祖国大地，就会发现在高原的东北，有几道山脉连续地向东延伸，这就是青海的祁连山脉，宁夏的贺兰山脉，内蒙古的阴山山脉，直至辽宁、吉林境内的大兴安岭。而在高原的西南部，也有几道山脉向南延伸，这就是由四川西部通向云南西北部的横断山脉。这一北一南的两列山峰及其邻近的高地，在地理上如同一双有力的臂膀，屏障着祖国的腹心地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肥沃的平原和盆地；在文化上，这一地带则自有其渊源，带有显著的特色，构成了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中国考古工作者在青藏高原的考古发现，令很多曾怀疑这一地区是否有较高文明的人大跌眼镜——青藏高原是一个文化多元、精彩纷呈的地区。

    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在考古工作者看来，这恰恰是青藏高原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决定性因素。这里是与中原地区迥异的环境，且古代部族众多、人口数量较少、分布分散或者呈立体交互，文化样态重叠、生业复杂。比如葬俗，在甘孜、阿坝、凉山等地区，除了有石棺葬、大石墓、土坑葬、火葬，还有土葬、二次葬等。生业方面，既有旱作也有稻作，既有渔猎采集、畜牧，也有半农半牧，还有游牧等，形式多种多样。在这个高原上，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发展迟滞现象是常见的事情，这就决定了人们不能以腹心地区的考古断代方式作为标准： 即使当地社会进入青铜时代或铁器时代，其工具依然杂驳，既有铜铁等金属，也有各类骨木竹器、石器、陶器，恍若隔世，令人难以遽辨时代。这里的宗教，其形态和仪轨更是让人大开眼界，既有原始巫术，也有萨满教、苯教，还有道教与藏传佛教等。这些文化现象，不仅丰富人们的认识，而且能够促使文化人类学者对文化选择与文化适应作深度思考。

    通过对青藏高原人类活动的调查，以及考古发掘工作，让人们对青藏高原的民族历史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我们知道，从很早以前，青藏高原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羌、氐、藏、纳西、回、蒙古、汉等多个民族就在此生存繁衍。众多的人类文化遗址廓清了那种认为青藏高原是“大藏区”，是藏族单一民族地区的错误认知。

    毫无疑问，青藏高原是藏族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藏族的形成与兴盛，跟青藏高原这一地理环境有关，也与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诸多民族的相互交流、融合有关。

    青藏高原最古老的民族集团，应该是西羌，这是一个部族众多且联系松散的庞大人群集团，我国西部的许多少数民族，大都与西羌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藏族的老祖先，正是古老的西羌中的一个支系，在西藏的中部（山南地区），发展出“雅砻文化”。公元前2世纪，建立起“雅砻王朝”，奠定了藏文化基础。经过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和历代赞普的发展，雅砻部落成为西藏最强大的部落；到松赞干布时期，雅砻部落征服联合了各大部落，统一了全西藏，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吞并了东女、白狼、槃木等羌系小国，逼迫云贵高原南诏国（六诏）臣服，收服了吐谷浑王国，并使之吐蕃化。《青藏高原考古》一书中，通过对出土于青海都兰县血渭草场和海西州郭里木的吐蕃棺板画上的人物场景、民俗风情、丧葬习俗的观察和研究，清晰地反映了作为鲜卑族的一支吐谷浑如何被吐蕃化的过程。

    透过《青藏高原考古》一书，不难看到，今天，包括藏族学者在内的中国学者在热切关注藏族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的同时，逐渐拓宽学术视野，他们的人文思考犹如青藏高原的蓝天白云一般，开阔而又深远。

    《青藏高原考古》一书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它的问世，殊为不易。它既是诸多考古学家辛勤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展示，同时也是青藏高原考古深入下去的路径指引。正是这套文丛，通过考古工作者的田野发掘和文物考古研究，明晰了旧石器时代、细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及金属器时代的青藏高原，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变迁和演进。

    捧起这套书，我们仿佛走进了历史深处的影院，青藏高原上的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的图景，一一再现在我们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