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董遇喜欢“三余”读书，“三余”的含义是：“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他觉得这些都是读书的好时光；欧阳修则提倡“三上”读书，即马上、枕上、厕上，连如厕的时间都舍不得放过。

    我生活工作四平八稳，平时基本上是教室、住宅两点一线。做大学专任教师无须坐班，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间多不胜数。读书的环境也堪称上乘，家里专设一间十多平方米的书房，书房里置有空调、高至天花板的大书架、双人布艺沙发，还有电脑、打印扫描复印一体机等辅助工具。不去学校上课的时候，我的生活常态是：猫在舒服的书房，上午写作，下午读书看报。

    不过，书房毕竟装不下一个人的全部世界。如果把书房比作“室内”的话，书房之外的天地则可以看作“野外”了，书房之外的阅读，自然也成为“野外阅读”，或者曰“野读”。

    于我，“野读”的第一种环境是开会前的时段。我这个人守惯了时，8点钟开会，往往7点40分以前就到了。多出的这点时间干什么？看手机吧，兴趣不大；聊天吧，未必能及时找到志趣相投的伙伴；手头备一份报纸，自然是上上之选。报上的文章一般都不长，看完一篇也就两三分钟，4开的版，10分钟足以扫视一遍，即使周围有人主动招呼，放下报纸答几句，既不失礼貌，亦不妨碍最初的计划。

    我没学开车，在本市参加各种活动，一般都是选择坐公交车，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短则二三十分钟，长则个把小时。坐公交车次数多了，这也是一笔巨大的时间支出。公交车上声音嘈杂，邻座又大都是陌生人，不太好为了自己读书，劳烦别人闭嘴。静静地阅读不易，我就拿来背古诗，熟悉的作品当然要巩固，陌生的更要好好学习。可别小看这种功夫，我在学校里教中国当代文学，讲时下的作品常常要联系到古代诗词，相当一批古代作品我都背得滚瓜烂熟，可以信手拈来，这既有当年在大学里的勤读之功，更有后来在公交车上的默诵之劳。

    “野读”最值得珍惜的时光还是长途旅行。这些年，我应邀参加过不少文学活动，比如笔会、研讨会、文学讲座之类，许多是在外省。距离远，需要坐火车，一坐就是多少小时。我不是个擅长交际的人，上了车，跟邻座礼貌地打声招呼，便潜入自己的书里了。火车相对公交车，没有那么嘈杂，环境好了，我读的书自然五彩缤纷：散文、小说、诗歌、美学、文化、历史、哲学……记得某年，我应邀去北戴河参加一项活动，在书上瞄到一则有关鲁迅畏惧流言的文字，内心涌出许多感触，当即用随身带的笔，在空白处将这些感触记录了下来，回家之后整理成《两种鲁迅》，投寄给《今晚报》，文章发表之后被不少报刊转载，并进入了当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所出的杂文年选。

    仔细想来，一个人读书，客观条件并非绝对要紧，拥有借书的途径或者买书的零钱，有点闲时、闲情，再加一颗热爱知识的心，便已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