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树,一个功在当代荫及子孙的绿色行动,向来为世人所称颂。古人植树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
早在虞舜时代,就有了“林业部部长”——虞官。据《史记》记载,舜任命的第一任虞官叫伯益。西周时期,国家专门设立了山虞、林衡来管理山林,规定孟春之月和季夏之月“禁止伐木”,同时宣布“不种者,无椁”(即不种树的人死后不给棺材)。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提出:“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的植树奖励办法。
唐朝时候,朝廷明令在驿站之间植树,“以荫行旅”,成为一道道独特亮丽的风景。而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时,特地从长安带去柳树苗,种在拉萨,以表达对柳树成荫的故乡的思念之情,于是这些树被称为唐柳或公主柳。
宋朝对种树能人格外器重,会免除其赋税以示鼓励,还将植树实绩与官员考核直接挂钩,凡植树实绩斐然者可优先升级。宋太祖还颁诏规定,砍伐枣树、桑树作薪柴烧的人要受惩罚。
到了元朝,元世祖忽必烈专门颁布了《农桑之制》,规定:每丁每岁种桑、枣二十株,如土性不宜,可改种榆、柳,均以种活长成为数,并由各级官吏督促实施,如有失职或申报不实的,则给以严厉惩处。
而明清时代,要求植树的规模就更大,范围更广。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号令天下广植桑、枣、柿、栗、桃。清朝则要求,地方官员必须加强对植树造林的宣传,劝导百姓植树,禁止非时采伐、牛羊践踏及盗窃。
古人植树今安在,许多帝王圣人的手植树,至今仍枝繁叶茂,福佑后人。黄帝手植柏,树龄约5000年,生长在陕西黄陵轩辕庙,高20余米,胸径11米,苍劲挺拔,冠盖蔽空,叶子四季不衰,层层密密,像把巨大的绿伞,被称为“世界柏树之父”。老子手植的银杏树,树龄约2600年,生长在陕西周至县楼观台宗圣宫,树高24米,胸围15米,树心已空,树皮后发新枝,堪称神奇。
清末名将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下令军队在河西走廊的六百多里沿途种柳,据统计光种活的树就达26.4万株,人称“左公柳”,至今仍为西北人民所称道。清人杨昌浚曾写诗赞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古代的文人墨客,不仅喜欢植树,还写出了许多流传后世的“植树诗”。白居易堪称“种树迷”,他做过多处地方官,他官做到哪里,树就种到哪里,每到一处都要栽花种树。任忠州刺史时,他掏钱买花树,并率领童仆等荷锄在城东坡挖沟引水,培土栽种了许多桃李杏梅等果树,绿化荒山,改善环境,劳动其中,陶醉其中。他的《东坡种花》诗就生动地记载了这件事:“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百果参杂种,千枝次第开。”在他的诗中,常能见到一些有关植树的诗句:“手栽两树松,聊以当嘉宾”,“白头种松桂,早晚见成林。”
爱树种树的古代诗人有很多,读他们的诗,就能读出片片新绿和参天的姿态。爱国诗人辛弃疾曾在带湖新居种树,并写词:“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唐代诗人杜甫爱桃树,他住处附近的景色是“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据史料,他因战乱流浪四川成都浣花溪时,向驻地熟人要桃树苗,“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就是生动写照。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植树节到了,唯愿将植树的接力代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