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树，一个功在当代荫及子孙的绿色行动，向来为世人所称颂。古人植树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
    早在虞舜时代，就有了“林业部部长”——虞官。据《史记》记载，舜任命的第一任虞官叫伯益。西周时期，国家专门设立了山虞、林衡来管理山林，规定孟春之月和季夏之月“禁止伐木”，同时宣布“不种者，无椁”（即不种树的人死后不给棺材）。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提出：“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的植树奖励办法。
    唐朝时候，朝廷明令在驿站之间植树，“以荫行旅”，成为一道道独特亮丽的风景。而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时，特地从长安带去柳树苗，种在拉萨，以表达对柳树成荫的故乡的思念之情，于是这些树被称为唐柳或公主柳。
    宋朝对种树能人格外器重，会免除其赋税以示鼓励，还将植树实绩与官员考核直接挂钩，凡植树实绩斐然者可优先升级。宋太祖还颁诏规定，砍伐枣树、桑树作薪柴烧的人要受惩罚。
    到了元朝，元世祖忽必烈专门颁布了《农桑之制》，规定：每丁每岁种桑、枣二十株，如土性不宜，可改种榆、柳，均以种活长成为数，并由各级官吏督促实施，如有失职或申报不实的，则给以严厉惩处。
    而明清时代，要求植树的规模就更大，范围更广。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号令天下广植桑、枣、柿、栗、桃。清朝则要求，地方官员必须加强对植树造林的宣传，劝导百姓植树，禁止非时采伐、牛羊践踏及盗窃。
    古人植树今安在，许多帝王圣人的手植树，至今仍枝繁叶茂，福佑后人。黄帝手植柏，树龄约5000年，生长在陕西黄陵轩辕庙，高20余米，胸径11米，苍劲挺拔，冠盖蔽空，叶子四季不衰，层层密密，像把巨大的绿伞，被称为“世界柏树之父”。老子手植的银杏树，树龄约2600年，生长在陕西周至县楼观台宗圣宫，树高24米，胸围15米，树心已空，树皮后发新枝，堪称神奇。
    清末名将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下令军队在河西走廊的六百多里沿途种柳，据统计光种活的树就达26.4万株，人称“左公柳”，至今仍为西北人民所称道。清人杨昌浚曾写诗赞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古代的文人墨客，不仅喜欢植树，还写出了许多流传后世的“植树诗”。白居易堪称“种树迷”，他做过多处地方官，他官做到哪里，树就种到哪里，每到一处都要栽花种树。任忠州刺史时，他掏钱买花树，并率领童仆等荷锄在城东坡挖沟引水，培土栽种了许多桃李杏梅等果树，绿化荒山，改善环境，劳动其中，陶醉其中。他的《东坡种花》诗就生动地记载了这件事：“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百果参杂种，千枝次第开。”在他的诗中，常能见到一些有关植树的诗句：“手栽两树松，聊以当嘉宾”，“白头种松桂，早晚见成林。”
    爱树种树的古代诗人有很多，读他们的诗，就能读出片片新绿和参天的姿态。爱国诗人辛弃疾曾在带湖新居种树，并写词：“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唐代诗人杜甫爱桃树，他住处附近的景色是“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据史料，他因战乱流浪四川成都浣花溪时，向驻地熟人要桃树苗，“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就是生动写照。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植树节到了，唯愿将植树的接力代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