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匮乏生活单调的年月，看坝坝电影便成为村民生活中难得一遇的奢侈品。

    那时的电影，无外乎《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一类。这些黑白电影，现在看来，老得就像出土文物；看电影时，又大多坐在冷硬的青石坝上。尽管如此，坝坝电影并不是想看就能看，往往要等上三五个月甚至更久，大队（村）才会选择性的在某个生产队（社）放上一场，然后辗转到另一个生产队。

    村民们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坝坝电影，当村口那两根竹竿上高高晃动的白色银幕，如旗帜般猎猎飘扬，山里劳作的村民就像丢了魂。不待太阳落山，他们便扛起锄头等农具，一阵风似的往回跑，待胡乱扒拉完晚饭，便从屋子某个角落翻出葵花梗（做火把用），然后大呼小叫着，邀约着，往放映点赶。待翻山越岭赶到目的地，偌大的院坝里，早已是黑压压的人群。

    当咝咝的电流声响起，银幕上开始有人影晃动，院坝里立时安静下来，大家都愣睛鼓眼地盯着银幕，心里默默地研判着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间或有人哈哈一笑，其他人也跟着大笑。也有为银幕上的好人即将遭受不幸，急得拍脚打掌的……快乐的时光一闪而过，当银幕上出现“再见”二字时，村民们已擎着点燃的火把往回走。一时间，狗的狂吠，人的喧嚷，似要把沉睡的山村唤醒。

    看电影的快乐是如此放肆与张扬，村民们哪里舍得亏欠从坝下来的电影放映员？通常，队长得到放映消息，当天便派出两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扛着扁担赶到十里外的坝下。他们在公社（乡）找到早就等候着的一高一低两个放映员，把放映机、发电机等往扁担上一系，便一前一后挑着担子，引着空脚空手的放映员，咯吱咯吱地往山上走。一个多小时后，四个人已赶到村上。此时，早已恭候在大院门口的队长（社长），叫声“王同志好”“黄同志好”，便热情地引着他们往吃晚饭的村民家走。

    多年相处，队长对村民们都很熟悉。哪家热情好客，哪家讲究卫生，哪家媳妇厨艺高超，他都了如指掌。放映员还未到，他已在反复掂量中将食宿安排好。

    能被队长选中，无疑很光荣，可如何招待好客人，却成了难题。那个年代，大家都穷，要办出一顿像模像样的饭菜，实在是赶鸭子上架。

    那年夏天，我家有幸被队长挑中。母亲高兴了半天，又愁苦了半天。她先是翻箱倒柜，找出几小块腊豆干，一小瓶花生米，洗了一小块黑黢黢的腊肉，又狠心取下过年都没舍得吃的腊猪舌。待饭菜摆上桌，总觉得少了什么，猛然间看见切成块的西红柿，才恍然想起西红柿蛋汤还没有着落，可家里早没了鸡蛋，她只好催促父亲去大院借。

    其实，两位放映员吃东西一点不挑剔，待人也随和。那位白净国字脸上常挂着笑的王同志，身高超过一米七五，体形魁梧，容貌俊秀。加上白衬衣，熨得笔挺的蓝色裤子，一尘不染的黄布胶鞋，许多人都误以为他是公社干部，可他不过是临时工，听说以前在部队放过电影。饭桌上，这个文静的男人，说话轻言细语，夹菜只夹靠近面前盘里的，即使好吃的腊舌头，也只夹那么一小片。相反，他的搭档黄同志，个子不高，一张脸干瘦得就像用纸包裹着，一双一笑便眯成一条缝的小眼，不时眨巴着，像是随时在思考问题。倒是一张嘴，那不时蹦出的俏皮话、方言俚语，逗得前来看电影的村民，笑得捂住嘴直往一边跑。饭桌上的黄同志，同样不安分，他的筷子，时不时翻山越岭，美味佳肴便源源不断地钻进他嘴巴。咀嚼的间隙，他还会不时晃动着脑袋，夸赞某盘菜好吃，某碗汤好喝，甚或低头跺脚，驱赶那些猫狗。他做得那么随意，就像在自己家。

    就这么两个长相有别、性格迥异的放映员，工作上却配合默契，他们放电影，发电机、放映机基本不出故障，银幕上很少出现黑线与黑点，更听不到沙沙的电流声。即使换带（一个胶带放完换上另一胶带），一个人取，一个人装，动作也麻利得让人感受不到情节断片。

    苦寒的年月，坝坝电影成了山里人的精神救赎，放映员自然备受欢迎与尊重。他们享受着别样的荣光，跋涉于崎岖的山路，穿行于各个村庄，把欢乐送进村民的心田，从此苦寒中也有了期盼；把笑声送进千家万户，沉寂的村庄便多了一份烟火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