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书·蒙童·蒙师

◎ 张万银

 

    作为文明古国，中国历来有重视启蒙教育的优良传统，《易经》六十四卦中，第四卦蒙卦就专门谈启蒙教育。蒙书、蒙童、蒙师，构成了启蒙教育的3个要素。

    所谓蒙书，是中国旧时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所用读物的总称，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学者研究认为，最早的蒙书是西周时的蒙童识字课本《史籀篇》。到秦代，李斯等人编写了《仓颉篇》，作为初学者的启蒙识字读本。这两种字书开启了蒙书之先河，但今已亡佚不存。流传至今最早的字书是西汉时史游编写的《急就篇》，由于其实用性强、知识量大，对后世蒙书的发展影响甚巨。

    汉以后的唐、宋、元诸代，蒙学书籍泉涌风发，至明清更是蔚为壮观，从源头仅可滥觞的一泓清浅，发育成潮平两岸阔的浩浩巨川。教育家张志公在《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序》中谈到，中华书局曾经收集并且展览过五六千种童蒙读物，可见其种类之多，阵容之大。其代表作“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宛若占尽风情向小园的老梅，至今仍暗香浮动，嘉惠莘莘学子。近年来，在“少儿读经”“国学启蒙”活动风靡全国，其中就有经典蒙书的清芬氤氲，倩影闪动。

    宋元以降，规定儿童上学，先读蒙书——“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以明义理。”（明代吕坤《社学要略》）《邓云乡讲北京》中的“学府述略”一章中说：“教材由启蒙到高深……一直是《三》《百》《千》识字启蒙，然后读‘四书’‘五经’。”可见蒙书连着四书五经，是旧时教材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

    蒙书的编撰者有硕学鸿儒，也有村野学究。虽然编撰者各有不同面目，各具时代特色，但注重伦理道德与行为规范的教育是其共同特点，这正是我国古代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成熟的体现。蒙书中既有儒家经典的基本精神，又有丰富多彩的人生经验；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有具体实用的日常知识；既通俗易懂、言简意赅，又琅琅上口、便于记诵。因此，千百年来，上至扶杖翁，下至垂髫童，读书人口诵心惟，无不知晓。《蒙书精华·前言》指出：“这些蒙书对人们的思想、文化乃至生活方式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四书’‘“五经’和《二十四史》。”

    “古有千文义，须知学后通。圣贤俱间出，以此发蒙童。”（宋汪洙《神童诗》）从周代开始，蒙童一般都是8岁左右发蒙。古人认为，欲立根基无如为善，能光门第只有读书。因此，蒙童入学是人们非常重视的一件大事。体现在社会风俗之中，便有种种近乎虔诚而又令人莞尔的举动。有的地方，蒙童上学的第一天即便是晴空丽日，也要点上一个灯笼拎着，灯笼上还要绑上一根鲜葱，为了讨一个好口彩——“聪明”，正应了苏东坡的一句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有的地方，上学的第一天要带上一包“上学糕”，用糯米粉做成的，染上鲜艳的色彩，供在孔夫子牌位前，一是表达敬意，二是“糕”与“高”谐音，祈求至圣先师保佑能攀蟾折桂，高中状元。有的地方，蒙童初次上学时要随身带粽子。这粽子做成四方形的，像古代官印的形状，名为“印粽”——希望学子学而优则仕，将来能执掌印把子，升官发财。

    《幼学琼林》把蒙童入学称为“云程发轫”，发轫时要举行开蒙式。通常是先拜孔子，后拜蒙师，然后由蒙师点读几句书，算是发蒙。对此，作家施蛰存在《沙上的脚迹》一书中曾有描绘：“庚戌元宵，家君为行开蒙之礼，堂中铺红毡，烧红烛一对。先拜至圣先师神位，家君坐太师椅上，教读‘天地君亲师’五字，命我讲读三遍，礼毕。次日即入比邻徐氏家塾，始读《千字文》。”

    对“云程发轫”之情景，七十岁的施蛰存记忆犹新，其《浮生杂咏·四》写道：“郑重严亲为启蒙，上元灯下烛花红。明朝负笈从师去，天地元黄宇宙洪。”

    “负笈从师”，便要恭敬如仪地听蒙师传道、授业、解惑。中国历来有尊师的传统，“天地君亲师”，可见位次之隆；“蒙以养正，圣功也”（《易经·彖辞》），意思是启蒙是为了培养正道，这是圣人的功业，可见期许之高。蒙师肩负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重任，口碑好却待遇低，受人尊敬却一辈子清苦。据《古今诗话》记载，唐朝的薛令之做太子的蒙师，待遇菲薄，就在墙上题一首诗，前四句是：“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盘中餐尽是苜蓿类的东西，岂能不饥寒起怨心？后来“苜蓿生涯”就专门用来形容塾师的清苦生活。同样有过苜蓿生涯的郑板桥曾在《教馆诗》中慨叹：“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

    古人说，穷不习武富不教书。古时开馆授徒作蒙师的，往往是不才明主弃的落第寒士。他们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日后出名的都是学生，何曾有过先生？不过，蒙师出身的名人倒是有两个，一个是写鬼写妖刺贪虐的柳泉居士蒲松龄，一个是神机妙算惊天下的梁山军师吴用。但他们的名气皆非建立在“蒙以养正”上，而是拜改行所赐。

    始终有一些蒙师不甘终老于苜蓿生涯，梦想冲出“三味书屋”，正所谓“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对此，经历了宦海浮沉、世态炎凉之后的郑板桥，却另有一番见解，他的《道情》直言：“老书生，白屋中，说黄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