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7日，2016中国公益年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年会以“共享 共创 共精彩”为主题，回顾了2016年公益行业的发展历程，发布了“2016十大公益新闻”；对百名2016年度中国公益人物、百家2016年度中国公益企业、50位2016年度中国公益记者进行了表彰。
来自社会组织、企业、学术机构、媒体等相关行业的千余名公益代表齐聚一堂，就供给侧改革、精准扶贫、困难群体发展、公益金融、公益与商业等公益热点话题进行了探讨，分享了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社团、企业等不同机构实施的公益创新案例，并就行业发展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交流。
主办方发布了经过公众投票和专家推荐评选出的“2016年度中国公益十件大事”，回顾了这一年公益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
《慈善法》及配套法规政策出台，推动慈善行业进入法治时代。
2016年3月16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正式将《慈善法》予以公布，并于2016年9月1日起施行。
作为我国公益慈善领域的首部专门法律，《慈善法》及其配套法规政策的出台塑造了慈善领域的基本运行规则，对于推进中国慈善事业的规范化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的慈善事业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机遇期。
阿里XIN公益大会、腾讯99公益日相继举办，互联网巨头用技术改变公益生态、推动公益变革。
互联网巨头在公益领域大动作不断，显示出他们不愿再只做捐赠者，而是渴望用行动推动行业发展。技术的力量使企业、公益机构、明星名人、公众得以连接在一起，通过线上线下的多元化渠道，“互联网+公益”的大生态爆发出了空前的力量。
罗尔事件不断发酵，个人网络求助的规范化面临挑战。
2016年1月，知乎大V“童瑶”因自编自演女大学生无钱治病求捐助的戏码骗捐被苏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月，在德留学生因患白血病而在轻松筹发起众筹被质疑有保险，最终被冻结；11月，罗尔在微信公众号记录患白血病女儿治疗过程，引发社会好心人士打赏捐助，有网友指出，罗尔有三套房产，利用公众号募捐，幕后是小铜人公司炒作该事件进行营销。
个人求助在一个个争议事件中走过了2016年，不断反转的剧情将个人网络求助的种种问题暴露在公众面前。在质疑与争议中，关于个人求助与公开募捐的区别被越来越多的公众所知晓，公益组织的作用受到了更多的认可。网络个人求助不会由此断绝，争议事件也必将再次发生，重要的是公益慈善行业需要更快强大起来。
马化腾、熊新翔、徐传化、陈天桥等企业家的大额捐赠不断涌现，中国富人财富观实现转型。
2016年，大额捐赠频发。4月，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宣布，将捐出一亿股腾讯股票注入正在筹建中的公益慈善基金；9月，电子科技大学1986级校友、重庆博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熊新翔捐资10.3亿元设立“博恩教育发展基金”；10月，控股股东传化集团股东徐传化、徐冠巨、徐观宝一致同意，捐出总价值30亿的现金和有价证券，注入正在筹建中的传化公益慈善基金会；12月，陈天桥雒芊芊夫妇向加州理工学院捐赠1.15亿美元，为加州理工学院脑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资助。
大额捐赠在一年内如此密集出现，显示出中国的富人群体经过多年摸索，其财富观正在发生转型。与此同时，股捐、设立慈善机构、向国外捐赠等一系列动作，显示出理性捐赠正在成为主流，对中国的公益慈善行业来说，是机遇，更是挑战。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902万留守儿童保护工作被纳入国家战略，留守儿童保护工作实现制度化。
2016年2月1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总体目标，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走向体系化建设之路。
2016年，留守儿童保护工作的目标、政策、机构、对象均已落实到位，保护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全社会对留守儿童工作的重视程度极大提高。
公安部推出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儿童失踪信息发布有了官方渠道，全社会对失踪儿童寻找的重视程度提高。
2016年5月，公安部推出儿童失踪紧急发布平台，上线6个月共发布失踪儿童信息286条，找回儿童260名，找回儿童比例达到90.91 %。11月，平台二期上线，接入多家新媒体和移动应用平台，进一步扩大了平台信息发布渠道和范围。用技术连接政府、互联网平台、公众，既整合了资源又保证了安全性，寻找失踪儿童的难度将大大降低。
民政部等12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与人才激励保障的意见》，社会工作再次迎来快速发展。
《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与人才激励保障的意见》针对社工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说法与要求：社工是干什么的有了明确的界定，主要包括六类职业任务，尤其是与其它职业、与其它社会组织、与志愿者进行了区分；更多机构的岗位将向社工敞开，无论是体制内、体制外；社工的薪酬调整、社会保险、公积金、户籍、保障房等都有了明确的说法，而收费服务也得到了正名；社工将更多进入基层领导班子、政协、人大，话语权将大大提高。
民政部加强社会组织监管工作，公布多批“山寨社团”，年检不合格基金会数量上涨，社会组织领域得到净化 ，有助于改善社会组织的公众形象。
民政等相关部门对“山寨社团”“离岸社团”的严管严罚，将提高违规违法成本，压缩其生存空间，避免社会公众上当受骗的同时，社会组织领域也得到了净化，有助于改善社会组织的公众形象。
全国首例大气污染公益诉讼案一审宣判，污染企业赔偿2000余万元，该案件解决了“污染损害评估”的难题，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标杆。
2016年7月，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华环保联合会与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公司”)大气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公益诉讼一案，依法公开作出一审宣判，判决被告振华公司赔偿因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损失2198.36万元，用于德州市大气环境质量修复，并在省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经过两年的发展，环境公益诉讼的领域从水污染逐渐扩展到土地、空气、文物等多个领域，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环保组织也在不断增加。环境公益诉讼不再是零星的个案，走向常态化已经成为一种必然。
《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出台，进一步规范、引导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的活动，保障了境外组织的合法权益。
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由民政部门改为公安部门，其代表处设立、临时活动备案等都有了相关规范，尤其是与境内社会组织的合作方式也得到了明确。其最终影响目前尚未显现，但由此带来的变化却是必然的，公益慈善行业也需要及早对此进行适应。 钟蕾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