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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王子巴金
李致
最近，我很荣幸参加了由成都市青羊区政协组织的“讲家风传家训”活动。
这次活动的地点在东城根街小学，又名巴金小学。学校一贯重视德育，以巴金的作品教育学生。东城根街小学的校训是：“读书的时候用心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这四句话，是巴金1942年回成都，在我的纪念册上题写的，我时年12岁，作为家训，它影响了我一生。1995年我去杭州看望巴老，他又说：“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我请书法家刘云泉，把这句话写成横幅，配上镜框，挂在客厅墙壁上。 做什么人？当然是好人。怎样做才是好人？巴金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在纪念李健吾的文章中，巴老称赞李健吾是“掏一把”出来的人，而不是“捞一把”进去的人。巴老说，我们社会需要的，是像李健吾这样“掏一把”出来的人，而不是“捞一把”进去的人。 这些是巴老的理念，他的实际行动呢？ 巴老本人，写文章，初期不要稿费，送给别人。后来感到自己要生活，稿费是劳动的报酬，才收稿费，但他经常用稿费帮助有困难的人。上世纪三十年代，为营救一个读者，巴老带着刚收到的一笔稿费，从上海到杭州，冒充此人的舅舅，为她付了80元的房租，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巴老供养我们一家九口，供我上中学住读。 新中国成立以后，巴老是国内唯一不领工资的作家，靠稿费生活，直到他逝世。巴老在国外很有影响，经常出席一些国际会议。当年出国访问，国家要发制装费。巴老出国一般不要制装费，如果领了，用不完的退回。 巴老经常在上海新华书店买书，好书要多买若干本送人。1955年，巴老从印度归国，路过重庆，找到了我。这是我第一次以成人的身份与巴老接触。他多方面关心我，包括问我的兴趣爱好。我说喜欢读书。他说可以经常寄书给我。几十年来，他送了我许多书，加上自己的收藏，我在藏书上先“富”了起来。 1960年，巴老回成都写作，住了近半年。在省委统战部帮助下，巴老去天回镇把他的母亲、父亲、大哥、两个妹妹和侄儿从坟中取出，遗体火化，土地归还农民耕种。 巴老在1982年，捐了15万元修建现代文学馆。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四川出过巴老很多书，巴老一律不要稿费。一次出版社为他洗照片，我说不收费。他说不行，这是两码事，坚持要付款。不久他寄来41元零1角，注明这是加洗照片的费用。巴老还用别的名称，捐助希望小学和救灾。 国内外许多读者来成都，总希望参观巴金故居。可惜故居早没有了，成了一个文工团的宿舍。在张秀熟、任白戈、沙汀、艾芜和马识途等诸老的支持下，四川省作家协会给省委、省政府写报告，请求重建巴金故居，省委同意成立筹建小组，马老是召集人，我是成员之一。为什么没有重建？除了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外，更主要的是巴老坚决反对！巴老原准备为此给我写封长信，但举笔困难，后来着重说明，不能浪费国家钱财重建故居。他几次对我说，如果要纪念，在故居原址上钉一个小牌，说明“这里是作家巴金的故居，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就行了。 四川曾打算出版《巴金日记》单行本，我与巴老商议，巴老勉强同意。过了几天，巴老来信，说《全集》收了日记，可供做研究的人参考就行了，反对再浪费纸张，出版单行本。还说要把住“不做名人”这个关。巴老反对设巴金编辑奖，反对设巴金文学奖。 巴老的生活非常简朴。有一次和我谈到他的两个哥哥，李尧枚和李尧林。他说：“我的两个哥哥对我帮助很大，两人都是因为没有钱而死的。我现在有钱，却无法帮助他们。钱有什么用？我又不想过什么好生活。”说完放声大哭。 巴老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 巴老百岁时，国务院授予他“人民作家”的称号。 马老多次说：“鲁迅是中国的脊梁，巴金是中国的良心。” 巴老曾翻译过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大意是快乐王子的像，高耸在城市上空，他身上贴满纯金叶子，一双眼睛是蓝宝石做的，剑柄上嵌着一颗大红宝石。他站得很高，看得见小孩生病躺在床上，看得见一个年轻人饿得头昏眼花，看得见卖火柴的小女孩，没有鞋没有袜，正在哭泣……他请求睡在他脚下的小燕子，代他去帮助那些正在受苦受难的人们。先摘下他的红宝石，再取下他的眼睛，然后拿走他身上的贴金。小燕子本来要去埃及过冬，但他被快乐王子的善良的心感动了，他不愿离开快乐王子。最后，他吻了快乐王子的嘴唇，死在快乐王子脚下。快乐王子的像，被拆下来在炉里熔化，但他“破裂”的铅心，却怎么也熔化不了。天使把铅心和小燕子带给上帝，上帝把他们看成是这座城市最珍贵的东西！ 这个动人的童话，震撼过我的心。很多年后，我豁然开朗：巴老就是当今的快乐王子。我们的“上帝”——人民，不同样把巴老的心，当成最珍贵的东西么？ 2004年巴老逝世，与遗体告别的那天，上海万人空巷。 同年，巴老和夫人萧珊的骨灰，被撒入黄浦江。 至于家训，“说真话”，我基本做到了。廉洁这一点，也是做到了的。我今年搬家，马老送我一副对联：“一世清贫双手洁，平身夸富满楼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