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读书是暗功夫，是为一个人插上“隐形的翅膀”。写作更是受阅读的影响。汪曾祺先生是个酷爱读书、饱读诗书的人，虽然他专门写读书的文章并不多，大概只有《开卷有益》《读廉价书》《谈读杂书》《书到用时》等数篇，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大致的阅读史及对读书的态度，主张随性读书、读杂书。

        汪曾祺先生书画兼擅，古典诗文随手拈来，语言雅致精确，有“最后一位士大夫”之美誉。这源于幼年的积淀。他说自己是在“温柔敦厚的诗教里长大”（《认识到和没有认识到的自己》）。十一二岁时跟祖父读《论语》、背唐诗；跟韦子廉先生学桐城派古文，对他所传授的姚鼐《登泰山记》、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戴名世《画网巾先生传》等诸篇留有深刻印象，说自己的作品讲究文气就很受桐城派的影响。与此同时，还跟乡贤、名中医张仲陶读《史记》。“他教我的时候，我的面前放一本《史记》，他面前也有一本，但他并不怎么看，只是微闭着眼睛，朗朗地背诵一段，给我讲一段。（《一辈古人·张仲陶》）初中时又跟着老师高北溟读归有光、郑板桥。说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跟自己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说郑板桥诗文中蔼然的仁者之心，使他深受感动。
        小学、中学时代大量读宋词，《漱玉词》《断肠词》《剑南诗钞》都读过。高中时还买过一部词学丛书，一首一首地抄，既练书法，又略窥词意。他说词中的情绪应合了少年无端感伤的心，“到现在我的小说里还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哀愁。”（见《自报家门》）
        汪曾祺读杂书的兴趣大概始于十一二岁，那时他看了家中所藏的《岭表录异》《岭外代答》，就对笔记、游记类的书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一类书的文字简练朴素而有情致，对我作品的语言风格是有影响的”（《开卷有益》）。
        读过的书籍不经意间就出现在他的笔下。比如在谈到文学创作的语言问题，汪曾祺常援引他所读过的书：说《史记》里用口语记述了很多人的对话，很生动；说《世说新语》以极简笔墨摹写人事，“全书的语言都很讲究”，记录了很多人的对话，寥寥数语，风度宛然；说《陶庵梦忆》的语言生动，有很多风俗的描写。在创作谈中他也常建议年轻人多读一些古曲作品，这实在是其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