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一书中认为“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是“有意味的形式”，其标识任何艺术都是创作主体按照审美的规律和形式法则对物质世界和情感世界合情合理的把握。若不限于视觉艺术，而是扩及所有艺术形式（包括文学），也不啻注目于形式——因形式与内容往往是不可分的（形式常内孕为内容，内容也常外化于形式），那即可把这一许是艺术（尤其是优秀的艺术品）共有的“有意味”的观念，援用于对苗勇所著《晏阳初》的审视上：注目其文体、思想，抑或文化传播。

    《晏阳初》的文体意味

    从苗勇以往所著来看，这位视文学创作为业余爱好的作家，写过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正是这些写作经历成就了《晏阳初》的独创性格局：一部颇像长篇报告文学的传记文学；它既有尊重事实、回归历史的现实主义的一面，亦有用情放飞诗意的浪漫主义的一面。概言之，这种突破边界、跨类融合的浪漫现实主义文学书写，融会贯通了多领域、多样式的创作经验，便有可能产生令人震撼的文艺精品。

    晏阳初是地地道道的、从巴山蜀水中走出的中国人，是一个闻名世界的平民教育家和中国新式乡村建设的开拓者。尽管1980年以来，陆续有《晏阳初全集》《晏阳初文集》《晏阳初纪念文集》《晏阳初传》《晏阳初传略》等书问世，但以颇似小说的传记文学的手法（亦糅进了报告文学的纪实手法）来描摹晏阳初的一生，赋予其活生生的立体感、丰富性，《晏阳初》则是头一遭。这许是该书在文体层面颇具新意、也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表征。

    《晏阳初》的思想意味

    相较于寻常的自述传记或他撰传记，《晏阳初》的传主本事显然增强了故事性、趣味性，即其“必读性”中的“可读性”被发挥到了极致：既有对各地自然风物的诗性再现，也有大量亦俗亦雅、烘托气氛的对话，以及对矛盾冲突、困难阻碍的浓墨重彩。该书用合情理的文学性想象与大量颇富新意的细节描绘生动再现了晏阳初的一生——从幼时启蒙教育到年少离乡求学、从学成致用到大展宏图、从国内定县实验到异国他乡帮扶，翔实的史料、鲜活的情境与诗性的语言有机相融，晏阳初胸怀苍生、矢志不移的高大形象跃然纸上。自1918年自告奋勇前往一战战场为中国劳工服务，至1990年病逝于国外，70余载，始终未脱中国国籍的他，一直在践行他的初心：不做官，不发财，为推动平民教育、开启民智、建设新式乡村奉献一生！

    晏阳初生于农村家庭，自幼便有为黎民百姓做些实事的远大志向。13岁独自赴几百里外求学，其间深刻体悟到以巴山“背二哥”为代表的劳苦大众虽奔波讨生却也能苦中作乐的坚强乐观。在为保留中国国籍而断然拒绝港英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后，他凭出色的才识与持久的毅力，先后取得美国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学成以后，他毅然回国，扎根农村，不惧强权，无畏艰辛，持之以恒地在河北定县、重庆歇马镇等地进行平民教育和新式乡村建设实践。

    在定县与歇马镇的20余年间，晏阳初团结有识之士，克服万千困难，咬定青山不放松，最终确立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相结合的平民教育模式及“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的农村改造方案。显然，其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践在本质层面上流露出爱国、爱民、爱教育的思想意义——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与担当，于今日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晏阳初》的文化意味

    晏阳初曾说：“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可见，晏阳初是有伟大的人格和精神的，其言行、事迹为人所书写、传颂，自在情理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苗勇的《晏阳初》既是对晏阳初这位平民教育的先驱者心系万千底层大众、“一心甘为孺子牛”的济世情怀的艺术性再现，也是对其伟大人格和精神的缅怀与传颂。回首晏阳初的人生历程，他确乎实实在在地践行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中国古训的素朴理念，并为祖国及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乡村教育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遗产。

    实事求是地说，《晏阳初》是一部“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的、较好地“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文艺作品——晏阳初于上世纪50年代起协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加纳等国建立乡村改造促进会，并于上世纪60年代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且曾出任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顾问等，都以“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的帮扶为此作了很好的注脚。可以说，该书乃中国作家以坦诚、朴素但令人动情的浪漫现实主义抒写，向世界递上的一张文化名片。愿如《晏阳初》这样的有情怀、有担当的文艺作品能更多地涌现。

    （作者系四川大学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成都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