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原名武州山石窟寺，明代改称。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灅水》记载：“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非常生动的情景文字，点出这座作为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时期的大型石窟寺文化遗存。

    云冈石窟一改葱岭以东石窟寺泥塑、壁画、木雕为主的艺术模式，直接比照印度的大型石窟建筑，在东方首次营造出气势磅礴的全石雕性质的佛教石窟群，形象地记录了佛教东传在中国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它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

    云冈石窟，自20世纪初日本学者伊东忠太首次运用比较学原理对云冈石窟进行了系统研究，使云冈石窟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并开启了云冈百年研究之路后；中国学者、史学泰斗陈垣也首开国内研究云冈石窟之风；建筑大师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第一次从建筑角度研究了云冈石刻价值；尤其是宿白先生的两篇重磅论文《<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1956年）、《云冈石窟分期试论》（1978年），根据考古学原理对云冈石窟的分期及其艺术特点、历史背景作了全面的阐述。前篇标志着云冈研究的一个崭新时代的来临，后篇从文献与考古实际相结合做出的结论，对日本学者的云冈分期方法提出了挑战，引起了日本学者的高度重视。其后，宿白先生又发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1982年），答复了日本学者的质疑。再后又通过《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等多篇文章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对北魏平城与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与日本学者经过10多年的质疑、辩证、研究，终使日本学者长广敏雄在《中国石窟》中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这场中外学者之间的论战，将云冈石窟的研究全面纳入历史考古学的轨道，厘清了云冈石窟的历史沿革与艺术脉络，改变了世人对云冈石窟在中国，“云冈学在日本”的看法。至此，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云冈研究热潮。

    此后，中日两国在考古学方面既有交流又各有所长，中国学者的云冈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日本学者对云冈石窟的研究依旧令人瞩目，双方不断为云冈石窟研究注入新鲜血液，使研究云冈石窟的研究工作朝着长效化、良性化、国际化方向蓬勃发展。尤其是中日合作出版的两册《中国石窟·云冈石窟》，成为两国合作研究云冈石窟的肇始之作。

    日本考古学家冈村秀典研究云冈石窟的专著——《云冈石窟的考古学研究》，是作者参照中日两国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结合近年中国的考古新发现，综合运用类型学、图像学和空间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云冈石窟主要洞窟的具体年代、信仰内容及其源流、窟内尊像配置所体现的观念、北魏时代武周山石窟寺全景的复原等做了深入细致的考证分析。

    倘若说著名的昙曜五窟（开凿于公元五世纪中叶），如今看来更像是欧亚文明在平城（北魏都城）的第一次“国际峰会”。无论是印度圣贤、希腊国王、罗马英雄、波斯帝王，还是汉朝帝王将相，都以佛教的名义共聚武周山下，那次“峰会”的东道主正是北魏王朝。

    而这本凝结中日学者、译者、出版人、荐书者心血的《云冈石窟的考古学研究》问世，可谓又一次“国际峰会”，他们都以云冈石窟的名义集聚四川成都“盐道街3号”，而这次峰会的担纲者是四川人民出版社。

    作者冈村秀典，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所长，师从樋口隆康、林巳奈夫教授，受宿白、邹衡、俞伟超等先生的熏陶，主要研究中国考古学，为日本极具影响力的考古学家。又因工作原因得以亲手整理、翻阅大量保存在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珍贵资料。云冈石窟的文物，不乏因文保需要限制参观甚至因自然风化或人为破坏早已不复存在的，仅仅能在高质量的考察图片中得窥一二风姿。冈村秀典先生的研究，展示了从日本学术界角度对中国云冈石窟考古学研究的关注。

    近年来，考古文博领域在国内逐渐受关注，海外具有影响力的汉学家的中国考古学术成果已经成为出版界较为关注的领域。作者对收藏于日本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的长广敏雄原的报告了如指掌，更是在行文中不断提及并指正从宿白的研究到杭侃等中国学者文章中的观点。作者讨论石窟的开凿年代与分期、主要造像的题材时，兼具历史学的视野，考证精湛。

    纵览全书，资料丰赡，论证严谨，条分缕析，梳理绵密；要言不烦、结构恰当、文笔流畅。作者从多个角度多方位详细论述了云冈石窟的历史源流和宗教、建筑、文化、艺术、田野调查等的发展历程。对许多专题的论证，不但引经据典，注意史书方志文献资料的使用，竟达百余种之多，如《魏书·释老志》“马识善人”的典故……从细节比对到整体空间，从宏观年代到微观图像，以通俗的语言讲述了云冈石窟的前世今生，庖丁解牛般酣畅淋漓，纵横捭阖中精辟独到。一改许多学术著作佶屈聱牙，艰涩难懂。全书多达200余幅的图片，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印证了云冈石窟多姿多彩的面貌和发展脉络。这些图片资料，是本书的精华之一，与正文的论述交相辉映，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本书的翻译态度严谨，做到了信达雅。译文披沙拣金、举要删芜，较全面、客观、准确地复现了原著精要。译者徐小淑博士，从事日语教学和翻译工作多年，是山西大同大学日语系讲师，对坐落于大同的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具有独特而浓厚的感情。他关注与云冈石窟有关的学术前沿，对日本京都大学的考古学教授冈村秀典多有了解、早仰其名。留日期间，他辗转与冈村秀典先生相识，并终获认可翻译其学术代表作《云冈石窟的考古学研究》，选题被纳入2018年度山西省留学回国人员科技活动择优资助项目“20世纪下半叶云冈石窟日文文献整理研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杭侃教授作为云冈石窟研究权威专家，云冈研究院首任院长，对国内外关于云冈石窟的研究现状了然于胸，他认为这本书是日本学术界对云冈石窟研究的最新、最重要研究成果。因此，本书的出版受到了他的高度关注与鼓励，欣然成为了推荐人。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李裕群也特意撰写了推荐书。

    《云冈石窟的考古学研究》是比较抽象的学术专著，2021年9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接到译稿后，四川人民出版社组织具备日语专业能力和文献学、考古学学术背景的编辑团队、专家外审团队，对稿件质量严格把关，高质量完成了编校出版工作。

    书籍是一个完美的整体，从插图、封面、题字、装饰、版式、标点，直到纸张、装订、书边裁切都需要非常细心考究。图书出版，内容当然是硬核，但如何使优质内容能够更广泛地吸引到读者，封面设计也是不容忽视的关键。

    设计师张迪茗和编辑团队重视整体设计，反复沟通，在海量的书籍中细细寻找灵感。几经考量，终决定在封面取云冈第9窟明窗西壁骑象菩萨像为主体，组合第11窟明窗西侧佛龛，再采第5窟窟门东侧的菩提树组合书中重点论及的鸟形装饰纹样作为封底，腰封则以云冈石窟分布图装饰，融合了印度-犍陀罗风格的艺术理念，洒脱而有法度。

    《云冈石窟的考古学研究》一书，除了本身的学术、历史、宗教、艺术、文化价值外，图书的整体书籍艺术设计是引人注目和值得称道的。书籍设计理念的新颖、独特，装帧形式的古朴、典雅，是一本具有丰富表情的书，文字、图片、纸张、工艺语言集于一身，以及书籍整体凝聚在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艺术美，较好地把握了纸面载体承载信息的多种手段，使书呈现多元的阅读感受。这是得到作者、译者、读者以及学界高度认可的主要原因和决定性因素。

    为了尽可能体现石窟的材质，设计师还选取了100克米色“大地之恋”系列封面纸，纸张具有土壁般的纹理，与封面设计元素搭配，材质与设计交融，给人以和谐、自然、古拙的审美体验。

    这本学术图书以中西合璧的图文趣味、笔墨趣味、金石趣味，引人咀嚼，耐人寻味，发人深思。尤其是记载了1957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北京，将一些云冈石窟的实测图纸送与到访的日本考古代表团，这是中日间与云冈石窟交流的令人感动的小插曲。遂使这本充盈着上乘的设计，“拿来主义”的思想，印制的精良图书，雍容大度，从容不迫，都对应着云冈石窟考古学研究的某一个段落，都是对云冈石窟精神面貌的独特贡献，成为“云岗学”研究出版中醒目的一个“门面”。

    书的品质是由出版的品质决定的，而出版人的品质又最终决定着出版的品质。若想提高出版书的文化影响力，并拥有自身的文化品牌形象，应该重视书籍的装帧设计，通过外表设计充分的体现出书籍所具有的出版内涵，能够让读者阅读的时候充分的投入，感受到书籍的文化魅力，领悟到出版社的文化品质。近现代中国出版大家胡愈之说：“一本好书，应当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一本好书，一定是思想内容、文字插图、排版样式、封面装帧都是配合得很匀称、很恰当的，书的内容和形式要能求得一致，表达出本书的独特风格，这样才真正算得一本好书。”

    这本书的问世，见证了四川人民出版社这群心怀理想、肩负使命、崇尚文化、志趣高洁、德才兼具的出版人，以高光的虔敬和热忱，自觉而清醒的出版追求，造就了诸如《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等众多形态完美的学术著作的辉煌。他们提供的是文化价值，贡献的是精神力量，彰显的是文化自信。其德性泽被深远，其嘉言引人深省，其懿行足为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