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大多数官僚由士族世袭，以及由地方推荐，从而产生门阀垄断现象。而科举制度则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制度性桥梁，使普通学子得以跨越身份障碍，步入官僚阶层，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然而，随着王朝危机的加深以及新学的不断传入，传统儒学因无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而逐渐衰落。随后科举制的废除，使士大夫身份阶层被新的职业群体取代，构成了全新的社会阶级。

    一、科举制度的历史回眸

    科举考试作为选拔高等文官的重要途径，从以行政区划最末端的县为单位的县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往往有近十万考生参与其中，历经乡试、会试等层层筛选，最终脱颖而出的考生，进而步入官僚体系。

    作为一种人才选拔机制，科举考试着重考察考生的两项核心能力：文章写作与经书解读。至明清时期，八股文成为科举作文的标准化格式，要求考生深入研习经文义理，方能创作出既符合八股规范又蕴含经文深意的佳作。这一过程促使学子深刻领悟经典思想，将经学思维内化于心，从而成长为秉持儒家价值观念的士人。

    科举教育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封建统治的稳固与持久。其缘由在于，封建统治的核心是以儒家伦理政治意识为基石，由有德者对民众实施教化。然而，在这一体系中，似乎官僚只要拥有文化能力和道德品质，就可以去指导民众、治理国家，而治理所需的行政专业知识，则未被纳入科举考试范畴。在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19世纪后半期，承担政治近代化改革重任的，仍是那些接受传统经学教育的官僚士大夫，这使得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二、西学涌入与传统儒学的危机

    中国近代化改革的启幕标志为“洋务运动”。两次鸦片战争的挫败，迫使士大夫承认西方国家在军事实力与科学技术上的领先，进而萌生了向西方学习的意愿。然而，这种学习并未触及中国传统教育机制的根本，多数士大夫认为，中国的落后仅在于技艺层面，而非思想体系或社会政治制度。因此，尽管国家面临危机，但经学价值信念依然稳固，教育体系中仍以经学为主导，仅在此基础上增设了洋务学堂，以培养制造、外交、军工等领域的实用人才。在士大夫主导的知识界看来，京师同文馆、电报学堂等洋务学堂，不过是应急的职业技术培训机构，一旦需求减弱，便面临被裁撤的命运。洋务学堂的学生多来自贫寒家庭或科举落榜者，真正的科举精英并不愿涉足洋务知识。这些学生难以融入士大夫阶层，多充任士大夫的幕僚、秘书等职位，处于知识分子的底层，未获社会充分重视。因此，洋务运动期间培养的新型知识分子数量有限，但亦涌现出冯桂芬、李善兰、王韬、郑观应等“条约口岸知识分子”。

    鸦片战争后，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的开放，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舞台，也为新思想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这些口岸城市远离传统政治文化中心，成为中外思想交汇的前沿。“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受过良好传统教育，因家境贫寒或科举不顺而转向开放城市，从事西书翻译、新闻工作等职业。他们与传教士、商人频繁交流，亲身体验到西方机械技术与自然科学的优越性，明确提出教育改革的办法应“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算数、历法、河工等“富强之术”，即在保持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基础上，引入西方实用技术。这一观点影响了上层官僚的决策，如李鸿章在上海、广东开办的新式综合性学堂，便参考了冯桂芬的章程规划。

    “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观，实则透露出他们对传统道德伦理及制度的深切忧虑。他们认识到，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传统经学已无法全面应对晚清中国面临的挑战，必须博采众长，方能走向未来。尽管作为少数派的“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对晚清社会的影响有限，但他们将西学融入儒学的观念，纠正了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偏重道德思辨而忽视经世致用的倾向，为20世纪知识分子由恪守经典向崇尚新学的转变，奠定了部分思想基础。

    三、科举废止与新型知识分子的崛起

    引发知识分子界深刻变革的标志性事件，无疑是科举制度的废止。步入20世纪，清政府着手实施名为“新政”的一系列政治革新，至1905年，历经千余载的科举制度，在日益高涨的批判声中宣告终结。科举作为维系士大夫阶层存续与再“生产”的核心机制，以及学者与官僚身份等同的桥梁，其废除不仅颠覆了中国统治阶级千百年来赖以稳固的根本架构，更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构成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

    在此背景下，往昔“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并规划自身的前程，留学教育因此成为关注的焦点。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已出于技术学习的目的，向欧美派遣军人与幼童，专攻海军技术、铁路制造及船政等实用领域。随着留学热潮的兴起，学子们的志向不再局限于机械技术的研习，而是扩展至政治、法律等人文科学领域。留学群体的构成亦发生转变，由原先的官派留学生为主，转变为更多基于个人求学意愿的民间自费留学生。

    对于学成归来的留学生，清政府采取了考试录用的方式，吸纳他们进入官僚体系，服务于统治阶级。然而，随着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学子的职业路径日益多元，入仕已不再是唯一选择。留学归国者怀揣多样理想，或投身军旅，或兴办实业，或从事教育，或参与革命，共同推动了社会多方面的改革同步且迅速地展开，打破了科举取士所形成的高度一元化社会权威结构。

    然而，清政府的“新政”未能扭转其危局，面对内忧外患，士大夫阶层逐渐丧失了思想界的领导权，那些接受了西方教育、拥有新职业选择与政治观念的知识群体，则从改良阵营中分化出来，重新审视国家命运。他们以西方近代思想为武器，矛头直指清政府，通过革命手段推翻专制统治，成为推动民主共和制国家建立的重要力量。

    四、结语

    综上所述，清朝末年中国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新学堂的崛起，孕育出一个掌握科学知识、秉持近代思想观念的新兴知识阶层。这一阶层不仅成为引领时代思潮的先锋，更是推动国家迈向民主共和的重要力量。相比之下，官僚阶级中的士大夫，因固守与时代脱节的义理取向，随着科举制度的终结，彻底丧失了其赖以生存的制度根基，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深入剖析晚清知识分子群体的演变，不仅可以从思想层面洞悉封建体制瓦解的缘由，还能揭示社会政治领导力量的深刻变化。（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