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启动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于1862年创办的新式外国语学堂——京师同文馆是洋务运动教育领域改革的重要成果。京师同文馆在其存在的约四十年时间里，在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但也引起了不少争论。最有名的争议有二，一是因增开天文算学馆清廷高层展开过一场激烈争论，二是一些知识分子对同文馆的学制、课程、人才培养模式的争论。这两次争议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推动教育改革过程中因自身及保守官僚在思想上的局限性。

    一、洋务派与保守派的“中西学之争”

    京师同文馆办学之初所开设的课程，只限于外国语言文字，同时学习中文课程，但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部分官僚知识分子有机会接触并认识到了西方“数算地理”“声光器电”的先进性，开始致力于推动工业化改革，于是在同治五年（1866年）增设天文算学馆，且招生对象是科举举人、进士及国子监贡生等所谓正途出身的人。此举招致朝廷保守派的批评。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书反对招录正途人士学习西学，认为以升途和金钱诱人学习是败坏气节之事，应当另选能工巧匠专心学习制造轮船洋枪的方法。随后大学士倭仁更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学习西学的必要性，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以恭亲王为代表的洋务派称“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 “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也，又何疑乎？”力图将西学放置在中国传统固有的概念内，强制将西学归纳为儒学的格物致知，以寻求抗争的理论依据。洋务派一方面必须谋求改革以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另一方面和保守派一样维系着传统的“夷夏观”，不同的是洋务派认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虽然洋务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争论以朝廷对同文馆办学的支持而告终，但其完全基于对外交人才需要的功利目的，暴露出对西学持开放态度的洋务派受“夷夏之辨”根深蒂固的影响，未能辩证对待西学与中学之间的关系。虽然最终洋务派取得了形式上的胜利，但倭仁等人的言论却得到不少人的同情，也符合当时社会的普遍心态，导致天文算学馆虽然成功开办，却因其教学内容与社会主流的科举正途大相径庭，投考者寥寥无几，就连在同文馆学习的学生也不愿放弃科举之路。曾有八次出国经历并任光绪帝英文教师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认为自己“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 作为馆内英文高才生的汪凤藻在两位兄长中举人之后不甘落后，在乡试中一鸣惊人高中第二名，可见“科甲正途”对知识分子影响之深。此次同文馆之争不仅反映出晚清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困境，更反映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待西学非排斥及“强制同化”的认知局限。

    二、对同文馆办学落伍的批评

    随着甲午战败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的宗藩体制破灭，主权国家概念的植入促使士大夫认识到挽救国家危亡的迫切性。部分持进取态度的士大夫提出“变法自强”的主张，认为振兴国家必须重视西学教育，兴办实业。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后对京师同文馆的批评，正是清季教育制度的变法思想之一。

    在京师同文馆办学之初，洋务派在外语教学方面毫无经验可言，天真地以为只要请几个会中文的外国人就可实施教学，在短时间内造就外语人才便可一劳永逸，因此仅招收了十多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进行为期三年的外语培训。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代表清廷对洋务人才的进一步需求，即不仅要培养在外交谈判中传达言语信息的口舌之官，更需要懂得科学和法律的现代外交官和实业家。因此京师同文馆根据不同的培养模式将学生分为两类，一类兼修外语和西学，一类因后开办的天文算学馆招收的学生年龄偏大缺乏外语功底仅修以汉语教学的西学，虽然具备了分科学制的雏形，但实际上学生选修西学的情况并不踊跃。各次《同文馆题名录》的大考榜单显示，分别于1878、1886、1892和1897年进行的四次大考中，每次参加考试的人数平均为102人，而参加西学科目考试的学生平均仅44人，说明有超过半数的学生都不曾选修外语以外的学科。1895年陈其璋《请整顿同文馆疏》中就批评同文馆的水平“在外洋只称为中小学塾，不得称为大学堂”，而其所设科目更是“门类不分，精粗不辨，欲不为外洋所窃笑也难矣”。同文馆虽然规定了学制年限是兼修外语与西学者八年，仅修西学者五年，但事实上在每次检验学习成果的大考后，仅少数名列前茅者被授予品级并担任政府外交职务，导致并未选中的学生在没有合适安排的情况下无法结业并长期留馆，而馆内膏火名额有限同样无法招录新生。学生为寻找出路最终还是放弃西学回归到科举正途，“及即得科第，遂与绝学，终为弃材”。可见京师同文馆无论是在分科学制还是修学年限，以及招生、结业的问题上都未做严格的计划。而对于京师同文馆所培养出来的兼顾西语与西学的人才，维新理论家郑观应、梁启超则认为同文馆所教的不过是初学之皮毛而已，仅能粗通外语的学生根本算不得人才，而且同文馆虽作为外语西学教育为主的新式学堂，缺乏中学教育以立其本，所以培养出来的多数是被洋人招去的买办，不可视为经世致用的救国之材。

    上述言论严厉批评了同文馆办学方面的不足，与同治年间保守派士大夫的批评有很大的不同。从前保守派坚持传统的教育观念，对待新式学堂只有排斥和反对，给京师同文馆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阻碍。后来的批评者们包括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他们本身接触过西学，甚至有过留洋的经历，眼界远在传统官僚之上，他们的批评包含对整个教育与配套的人才选拔体系的具体提议，体现了清末知识分子眼界进一步开阔，完成了从“中本西末”向“中体西用”的思想转变，为京师大学堂的成立与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结论

    京师同文馆从创办到归并于京师大学堂的四十年时间里，朝野对其评价可谓毁多于誉。晚清的新式学堂教育规划发生在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的过程中，社会现实对京师同文馆的建设影响极大，使它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诚然，后世评价京师同文馆为中国新式教育之滥觞，但在晚清的社会背景下它始终是游离于中国传统办学体制之外的异类。（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