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请我去新开的农家菜馆吃饭。推开木门,铁锅炖菜的香气扑面而来。服务员端上一盘焦黄的红薯锅贴,脆皮裹着甜糯的红薯泥。朋友夹了一块给我:“快尝尝,招牌菜呢!”
牙齿刚碰到锅贴的脆边儿,我就想起了旧时光,那灶膛里毕剥作响的柴火声,那混着红薯的香气,从记忆里涌出来。儿时,我就蹲在灶台前,看母亲掀开木锅盖,把大米和食材顺次放进大锅里。
那时家里烧柴火灶,砖砌的灶台比我还要高。母亲总把最甜的红薯铺在锅底,偶尔会铺上些腊肠,更多的时候会把扎肉放在锅里。铁锅烧得滚烫时,她舀勺凉水往锅边一浇,“滋啦”声响得人头皮发麻。这时我才敢凑近看——贴着锅沿的面饼被蒸汽顶得直晃,慢慢鼓起焦黄的泡泡。
“火小点儿!”母亲用火钳拨弄灶膛,火星子溅到我脚边。我赶紧把柴火塞进灶口,看火苗舔着黑黢黢的锅底。腊肠的油香混着柴烟,熏得房梁上的腊肉直往下滴油。母亲用围裙擦擦手,掀开锅盖的瞬间,诱人的香气让我睁不开眼睛。
锅底的红薯早就是软软的了,黏着锅巴撕下一大块。腊肠油渗进米饭,亮晶晶的米粒裹着焦脆的锅巴。最馋人的是那些锅贴,贴着铁锅的那一面焦脆,挨着蒸汽的那一面软乎乎的。我总抢着把锅贴翻过来,看金黄的脆皮裂成细密的纹路。
有一年南方暴雪,家里只剩下半袋红薯。母亲把红薯切成薄片,贴在锅边烤得卷了边。我蹲在灶前添柴,看她在蒸汽里忙活。锅盖揭开时没有腊肠香,但烤红薯的甜味暖烘烘的。
上初中那会儿,村里人都开始烧煤炭,母亲却改不掉烧柴的习惯。周末回家还能看见她蹲在灶前,火光照亮她眼角的皱纹。我说柴火熏眼睛,可母亲却说柴火饭有股子“活气儿”。那时我不懂,直到看见她用枯树枝也能把灶火烧得噼啪响。
朋友又夹了块锅贴给我:“发什么呆呢?”餐馆的仿古灯笼投下暖光,铁锅炖菜咕嘟咕嘟响。我嚼着机器压制的红薯泥,突然想起母亲总把最焦的锅贴留给我。她说柴火烧的锅巴能治肚子疼,其实哪有什么药效,不过是母亲知道我爱吃锅巴,她把疼爱都藏在焦黄的锅贴里。
去年回家,我发现柴火灶拆了。母亲在瓷砖灶台前转来转去,抱怨煤气灶煮的菜不及柴火烧的菜好吃。她新学了红烧排骨,可再没有柴灰落在瓷碗边上。我蹲在曾经烧火的位置,瓷砖凉得硌膝盖。
餐馆里空调太足,锅贴凉了有些发硬。朋友说这家店的锅贴用果木熏烤,我却再尝不出柴火的味道。那些混着松针清香的炊烟,那些烫手的锅巴,那些在灶火前被熏出眼泪的黄昏,原来早随着母亲的银发,悄悄落进时光的灰烬里。
回家的路上,看见巷口飘起一缕青烟。走近看是卖烤红薯的老伯,铁皮桶里炭火正红,我站在烟雾里深吸一口气。母亲常说“柴火饭养人”,如今我才明白,养人的从来不是柴火,是那个弓着腰往灶膛添柴的人。